<< 更多見證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属灵的长辈，我来自中国上海。我姓吴，名友琦。今年（二00三年）六十八岁。我本来是中学教师，一九六0年因为反对“三面红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
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后就好象这个人从地球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谢、赞美主，主怜悯我这个卑贱的人，爱我，留下了我，让我有机会把倪柝声弟兄在监狱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诉大家。
我和倪柝声弟兄相处前后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感谢赞美主，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们才分开。这么多年，有许多见证。倪伯伯也是个人，今天我要见证的是他属人方面的事。
一九六三年，因监房调动，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层，同一个小组，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从此，我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
提篮桥监狱相当大，一共有十幢楼房，每幢楼房（即每个监房）有五个楼层，每个楼层有九十个房间。如果平均计算，每个房间关三个人，一幢楼就可以关一千多个人。这么大的监狱里，在几万个人当中，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这是主的安排。
在我们这个牢房里，有倪伯伯、我，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是个弱智，他讲话讲不清楚，一直哦哦哦，头不断地摇，右手总是在胸前放不下来，他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当我进入这个牢房时，我对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对他很反感，我对他非常敌视，我看不起他，我不愿意和他讲话。为什么？因为他当时是小组长。在监狱里，犯人有小组长。在我的眼里小组长都是拍政府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头上捞稻草，踏在人家的头上往上爬，好让自己减刑、别人加刑。另外，我为什么被捕，我又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我就是讲几句话，你们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惧怕他，我不敢和他讲话。牢房里三个人，一个弱智不会讲话的，一个就是他，一个我自己。他每天在写东西，他不汇报我，汇报谁呀？我敢和他讲话吗？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没有和他讲一句话。他坐在门口写东西，为什么坐在门口？我们被关的牢房宽一米五、六左右，我伸开手可以碰到两边的墙；长有两公尺左右；三面是墙，没有窗，前面是铁门。铁门口有一点亮光，倪伯伯要写东西就坐在铁门口。发给犯人的饭、水，都是放在铁门口，门不用开，我们手伸出去，就可以拿进来。他坐在门口，东西都由他拿进来的，我的饭、热水、冷水都是他拿进来的。我不愿意和他讲话，从来不感谢他，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两人关系很不好。
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个亲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产大学毕业，在上海景岗中学教化学，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犯人家属每个月可以探监一次，送来一点东西。我的妻子很爱我，她每个月都会来看我，我以为她在外面还一直在教书，其实她也发生了事情。
一天，学校校长叫她去问：“周老师，听说你丈夫是个反革命，现在关在提篮桥监狱？”她回答：“是。”“你必须和他离婚。”我妻子说：“为什么？ ”他说：“政府有规定，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做人民教师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动，你和他接触在一起，你怎么能教好同学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离婚。”我妻子就说：“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吴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击运动员，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国比赛的。结婚以后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现在和他离婚，再嫁别人，这个很难保证，那人以后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离婚，再嫁别人？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个女孩，我还年轻，再嫁会另外有孩子，对现在的孩子成长很不利。再说，吴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来以后照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可以做夫妻。”她这些话讲得非常有道理，校长和教导主任都讲不过她。可能就此罢休吗？不可能。过不多久，校长又叫她去问：“那个问题你考虑好了吗？”她回答：“不考虑。”校长说：“那我们也不考虑，这是政策规定的，你把工作证交出来，你不离婚就离开学校。”当时大陆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离开学校就没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离开学校以后，一路哭着回家，头脑一片空白，今后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回到家里抱着女儿痛哭，没有人安慰她。
过了不久，到了探监的日子，她来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我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我无缘无故被你们打成反革命，你们还不肯放过我的妻子、不肯放过我的女儿！我的妻子说：“我今天是卖掉手上的手表，才来看你的，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办。”弟兄姐妹，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没有偷、没有抢、没有爆炸，我不是国民党、不是特务，我不是地主，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我叫什么反革命？我没有贴一张反动标语、也没有发一张反动传单。我“反”在哪里？我想不通。但是有什么办法？当时我的妻子哭得很厉害，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从小在红旗下长大，共产党教育我，在敌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泪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泪给你们看。我本来不是你们的敌人；我是拥护你们的，解放的时候我才十二岁，我还给解放军带大红花。是你们把我推向敌人一边，我这个敌人是你们制造出来的。五分钟的探监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妻子抱着小孩离开了；我站在那个地方看着我的妻子，我不晓得以后怎么办，我不晓得她会不会和我离婚。突然我妻子回过头来，大声叫：“你身体当心啊！”这叫声现在还留在我的耳朵里，是撕心裂肺啊！我没有任何办法，我不能冲出去，我不能窜出去，我没有机关枪，我不能和他们搏斗，我只能任他们宰割。
在狱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牢房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我靠着墙哭了起来。不久我发现我的一只手被人抓住。牢房里一共三个人，我知道一定是那个讨厌的倪伯伯抓我，我当时很气愤，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么。我连话都不和他讲，我不要他同情，心里想把他的手甩开。我是个拳击运动员，当时我很年轻，他是个年纪大的人，又有心脏病，只要我一甩，他整个人一定被我甩到铁门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这是一件奇迹，当时我的手竟然举不起来，倪伯伯并没有多大力气，我至少举了三次，就是举不起来。这时我听到倪伯伯在我的耳边讲：“友琦阿，哭出来，哭出来好一点，舒服一点。”他的这句话很打动我。因为在监狱里有监规，规定不能大声哭。为什么不能大声哭？因为犯人都很伤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监狱里大家哭起来就不得了，这叫监潇，对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应该要对我说，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错误的啊，要好好改造啊，总该这样讲才对。他是小组长，要站在政府一边。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说，你哭出来，哭出来舒服一点。通过这句话我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这时我放声大哭，我哭的非常响，我什么都不管了。就是监警过来，骂我、打我、枪毙我，死了算了，家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死了也无所谓了。奇怪那天监警也没有来管我，后来我哭得没有力气了，倪伯伯拿毛巾给我擦脸，还倒水给我喝。我们两个人就坐在地上，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和他讲话。我把自己的遭遇讲给他听，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讲给我听，把他家里的事情也讲给我听。从这天开始，我们的话越来越多。他告诉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还告诉我，他的妻子非常爱他，他的妻子高血压非常严重，低压一百四、一百五，高压二百、二百以上，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怜悯。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够早一点满了，能够早一点出去，还能够和妻子见面，如果他的刑期长一点，他的妻子走得快一点，今世就永远不能见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样非常爱丈夫。他还告诉我很多事情，我们两人的讲话越来越投机。他还说一个基督徒是不会反对国家领袖的，因为国家领袖是主让他做的，他向我传起福音来了。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这样看来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没有反对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对领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这不是冤枉的吗？所以，我就问他，你现在还信不信主？他回答说：“你们不信，我信；你们没有看见，我看见。”这是他的原话。很简单的话，我一直记住。
二十四年以前，有一个弟兄来找我，我把这一件奇迹讲给他听。我说，我想不通，当时我的手为什么举不起来，我这么大的力气，他握着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讲得很有道理，他说，你这只手是举不起来的，主耶稣是不会让你举起来的。我一听就通了，是阿，我是一个卑贱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拣选了我，我的手是举不起来的。
我们两个人关系好一点了，谈话投机了；旁边还有一个人，小弱智，他也高兴，在旁边一直笑。他讲话也多了，但是他讲的话我听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译，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在一起苦苦地过日子。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一天，监警把倪伯伯叫出去，过了很长的时间，中饭都来了，他还没有回来。现在我和他的关系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饭用棉被包起来。以前我是不会管他的，扔掉就扔掉，关我什么事。他回来后，我看他有点不高兴，坐在地上，我就问他：“叫你去做什么？”他说：“他们要我放弃信仰。”我说：“你答应了吗？”他说：“我没有答应。”他还说：“他们要我放弃信仰，如果我答应了，他们就让我回家。”我说：“你不同意啊？”他说：“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姓蓝的名叫蓝锡章，另一个姓张的。这个姓蓝的是上海一个很大的医院的院长；姓张的是上海一个县的县长。他们两个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较有名望的。”我就问倪伯伯，他们两个怎么样？他说：“他们两个都放弃了，一会儿你就知道。”过了一会儿监房的广播喇叭就响了。监长讲话说：现在有两个犯人，通过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转变了。表现很好，愿意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的信仰，放弃反动立场。现在他们两个人自己讲话。蓝锡章和张某就一个个讲话，他们先把自己臭骂一顿，又把天主教臭骂一顿，说天主教是帝国主义利用的特务组织，是反革命。他们是上当受骗，通过政府的教育，公开放弃这个迷信，脱离这个反动组织，彻底悔改。他们痛哭流涕。他们讲完了以后，监长就宣布，现在经过狱长的批准（监长是监房的头头，狱长是整个监狱十个监房的最大的头头），他们两个人提前释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当时听到这些话，整个监狱的犯人都震惊了，我也很震惊！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两只眼睛盯着他看，你前几天还向我讲，你的妻子对你那样好，你们是那么恩爱；你的妻子身体是那么不好，那么危险，你那么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让你回去，你只要讲一句话，说你放弃好了，只要开一个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愿意！一句话你都不肯讲，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这样的地步！你这个人我真是读不懂。弟兄姐妹，我从小就读过这样一首诗，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的，他写道：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说明自由是多么可贵呀！今天人民政府给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为了主，生命不要了，爱情不要了，连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抛！他这么爱主，这么信主，我实在是受感动！共产党这个办法实在是触灵魂，对倪伯伯是很厉害的。你不放弃，放走两个人给你看。倪伯伯无动于衷，触不到他的灵魂。但是我的灵魂倒是被触到了，我知道倪伯伯这个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这样相信耶稣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稣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稣，我也要跟着倪伯伯相信耶稣。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脱重担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
有弟兄姐妹问我，你是读了倪伯伯那一本书、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说我不是读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认识他的时候还不相信主，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我是读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国有一句话，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实际行动，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个人，我就是对他这个人的感性方面的认识才相信主。他的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
我就是这样通过倪伯伯在监牢里得救的。倪伯伯在监牢里，他并没有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把手一举：朋友们！你们都要相信主阿，于是几万个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没有在监牢里和共产党作斗争、斗到底，是英雄、是好汉；不是这样，这是谎言，没有这个事，他只是坚持不放弃信仰。我们说话要实事求是，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
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在那里我们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时我们俩都很感动，我写了一首诗：
彼此依依相见晚，主有安排难预感；
本是同袍同泽人，皖地重逢叙忠悲。
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年纪又大，步履艰难。我们住的地方，离开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远。我们是住在低处，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到食堂去打饭，要爬过两个陡坡，过马路。这对倪伯伯来讲，根本办不到。所以每天三顿饭，都是我帮他打，带回来吃。忽然有一天，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我说：“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我帮他打饭，照顾他，是应该的。”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对我说：“胡说，他是装病，让他自己去打饭，以后不要你帮他打。”这很清楚，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
过了几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狱警已经通知，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他要自己来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回到宿舍里，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我叫他赶紧想办法。我就坐在他旁边，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他说：“我愿凡事顺其自然。”我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听其自然，一切顺从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气又急，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 “你不想吃饭啊？”我不想去顶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就在分饭的时候，感谢、赞美主，主给我这个笨头笨脑的人一个好主意：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今天我劳动累了，我要多买一两。食堂不会怀疑我。我就打六两饭，回来后，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他年纪很大，二两饭就够了；我吃四两，虽然少一点，但还可以过得去。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
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狱警允许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原来信上写着，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断了两根肋骨，正在医院抢救。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要求回上海探亲，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按照规定，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为期半个月。我想，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
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让我们考虑考虑。后来又说，你心脏病这么厉害，路都走不了，怎么回上海？倪伯伯对他们说，我可以陪他回去。狱警说，再考虑考虑，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你回去干什么？你又不是医生。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我们了解过了。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我们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祷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就问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我说：“没有，他是在作气功。”后来狱警也来问我，我也照样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
终于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来，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原来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伤。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要求回上海奔丧。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想不到左等右等，还是不批准。狱警说：“人已经死了，你回去有什么用？”弟兄姊妹，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坚决相信主，他忍受下来了。
当时他写了一首诗：
哭千声，唤千声，
卿声我惯听，缘何卿不应？
我看到这首诗，就在下面和道：
横报告，竖要求，
奔丧人长情，奈何不批准？
倪伯伯一生爱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过了几天倪伯伯就从悲伤中脱离出来，他的生活恢复正常，每天坚持祷告。
九个月以后，他被调到白云山，那是一个皖东的僻野。一个连路都走不动的心脏病人，一个人坐在拖拉机上巅簸着和我们分别了。三天以后，传来了倪伯伯耗讯。
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摧残。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么也没有得着，但是他得着了主。他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
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喊：“主阿，我爱你。”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主阿，我爱你。”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是不能喊的。倪伯伯一生爱主，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人不准他喊一声：“主阿，我爱你。”你们想一想，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亲爱的母亲，我爱你。”不准你喊一声：“亲爱的女儿，我爱你。”或者“妻子，我爱你。”你受得了么？然而，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今天让我们因着他，一起高喊三声：“哦，主阿，我爱你！”“哦，主阿，我爱你！”“哦，主阿，我爱你！”
Share with others by:
Click to share on Facebook (Opens in new window)
Click to share on X (Opens in new window)
X
Click to share on Reddit (Opens in new window)
Click to share on Pocket (Opens in new window)
Click to share on Telegram (Opens in new window)
Telegram
Click to email a link to a friend (Opens in new window)
Like Loading...